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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专家访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聚焦低碳城镇化》主要内容解读

[日期:2013-11-05]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聚焦低碳城镇化》主要内容解读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华沙气候谈判,重在以务实行动夯实基础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绿皮书指出,本次华沙气候谈判,重在以务实行动夯实基础。

第十九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于2013年11月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这次会议是巴厘行动计划谈判结束后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也是德班平台密集开展谈判的第一届缔约方会议。报告指出,华沙会议的主要任务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落实、执行巴厘路线图谈判成果;二是规划德班平台未来的谈判进程。相比而言,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成果更为紧迫和重要。《巴厘路线图》谈判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方面虽然形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机制,但这些机制普遍存在关键缺陷而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报告认为,2013年华沙会议应该定位为“执行年”,重点是完善各项合作机制设计,着力协商解决资金来源问题、适应、技术机制与资金机制的链接问题、如何切实帮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活动等问题,促进这些机制的实施和持续稳定的运行。

报告指出,这些国际合作机制的正常运行,不仅是实现巴厘行动计划成果下各国减排目标或减排行动目标的保障,更是未来国际气候制度谈判政治互信的基础。华沙会议如果刻意寻求突进,忽略推动已有机制的执行和进一步完善,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推动谈判进展,更有可能丢失谈判基础,透支各国政治动能,反而滞缓后续谈判,或者引发各国不满情绪,为后续谈判形成阻力。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37-4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高碳锁定逐渐形成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届时,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目前欧洲只有35座类似规模的城市)以及23座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到2030年城市经济产值将占全国GDP的90%。”为此,未来20年中国需要修建400亿平方米的建筑,这样的规模堪比十个纽约市的大楼数量。城市人口的激增对城市承载能力提出了诸多挑战。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需要城市在社会服务、资源、能源等方面同步供给,同时也对城市环境造成污染。为了满足投资需求,中国城市将消耗全球能源的20%,并消耗最高可达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四分之一。

不容乐观的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高碳锁定逐渐形成。“十一五”期间,中国工业能源消耗总量增加很快,由2005年的15.9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0年的24亿吨标准煤,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73%;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和电力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工业总能耗的比重由71.3%上升到77%左右。这种工业化能耗强度高,排斥就业,污染环境,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这是一种积重难返的高碳锁定城镇化,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避免高碳锁定效应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自有资源环境不足以支撑现在的高碳高排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即使是储量相对较多的煤炭,按照探明储量与当前的开采速率,也只能延续到本世纪中叶前后。中国的城镇化,规模大、速度快、进程长,面临土地紧张、能源危机、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诸多挑战,而这些挑战最终受制于碳预算的刚性约束。

第二,低碳城镇化是低碳转型期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然要求。低碳城镇化带动着上百个产业部门数万种产品。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既有存量升级改造的问题,也有增量优化调整的问题。针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促进城市经济低碳发展,必将在改造提升高碳型传统产业、发展低碳型新兴产业,以及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方面寻求突破,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低碳化调整。

第三,低碳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刚性约束。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坚持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和生态,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与发展边界。但是绿色、循环和生态不等于低碳,和绿色与循环相比,低碳是更深层次的约束条件与约束边界。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8-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中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中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约为85.6亿吨CO2e。但是这样的分析的前提是: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时相比1990年减排30%~35%,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强有力的减排行动。这个前提的可能性存在,但似乎也很困难。这样就是说,如果要实现全球2℃升温的控制目标,中国有可能要在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

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在2020年之前发生重大变化。绝大部分高耗能工业产品产量在2020年之前达到生产峰值,之后开始下降。目前的钢铁、建材,以及有色金属、化工产量已经能够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以及工业生产的需要,从每年新增的建筑面积、机场、道路、铁道、大坝等看,目前基本已经处于顶峰。如果继续扩展,中国人均建筑面积很快超过欧洲、日本平均水平,在2030~2040年会接近美国,但这对中国这么庞大人口和有限土地面积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几个高耗能工业部门和相关行业消耗了中国过去10年新增能源的70%。如果这些部门不再增长,同时考虑其能源效率提高,未来几年内这些部门的能源消费很有可能开始下降,中国能耗上升的一个很大的驱动力就消失了。

从政策环境上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中国政府宣布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相比2005年下降40%~45%的国内行动目标。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一方面需要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内继续推行现有节能、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政策,并努力推进低碳发展,提倡低碳交通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碳金融、碳市场等国际合作,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51-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IPCC第一工作组的最新评估表明,气候系统变暖毋庸置疑,人类对气候的影响是明确的。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2013年9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发布第五次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该报告对自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以来,过去六年多气候变化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了综合评估。可以看到,国际科学界对气候变化自然科学问题的研究日趋深化,对一些关键科学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

基于气候系统多种观测资料的分析表明,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自1950年以来,观测到许多变化在几十年乃至上千年时间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大气和海洋已变暖,积雪和冰量已减少,海平面已上升,温室气体浓度已增加。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约上升了0.85℃,过去的三个十年连续比之前自1850年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都偏暖。在北半球,1983−2012年可能是过去1400年中最暖的30年(中等信度)。1971年以来全球冰川普遍退缩,1979年以来北极海冰面积以每10年3.5%~4.1%的速率缩小,1901~201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为每年1.7毫米。2011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浓度分别为391ppm、1803ppb和324ppb,是近80万年以来最高的,比工业化前分别升高了40%、150%和20%。自工业化以来,CO2浓度的增加,这首先是由于化石燃料的排放,其次是由于净土地利用变化的排放。海洋吸收了大约30%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这导致了海洋酸化。

近年来,有关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系统的证据更多更强。源自区域温度、水循环、冰雪圈和海洋等方面的新证据进一步表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明确的。极有可能的是,人为影响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变暖的主要因子。多信号检测和归因分析表明,自20世纪早中期来,在量化的人为和自然强迫的贡献中,导致全球变暖的最大贡献来自温室气体。其它强迫(包括对流层和平流层气溶胶、平流层水、太阳辐射等)能够导致气候系统年际和年代际的变化,但是不能解释20世纪早中期以来气候系统的系统性变暖趋势。

与1850年到1900年相比,除了最低情景外,在所考虑的其它所有情景下,21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变化预估有可能超过1.5°C,在两个高情景下,可能超过2°C。几乎确定的是,随着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日和季节尺度上,大部分陆地区域的极端暖事件将增多,极端冷事件将减少。很可能的是,热浪发生的频率更高,时间更长。偶尔仍会发生冷冬极端事件。很可能的是,在21世纪随着全球平均表面温度上升,北极海冰覆盖将继续缩小、变薄,北半球春季积雪将减少。全球冰川体积将进一步减少。21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将继续上升。在所有RCP情景下,由于海洋进一步变暖以及冰川和冰盖进一步的物质损失,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很可能超过1971−2010年观测到的速率。

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将造成进一步的变暖以及气候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限制气候变化就需要大幅持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1世纪末期及以后时期的全球平均地表变暖主要取决于累积CO2排放。即使停止二氧化碳排放,气候变化的许多方面将持续许多世纪。这表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CO2排放产生了长达多个世纪的气候变化持续性。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87-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我国城市发展与改善环境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矛盾日益突出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中国城市排放的CO2占全国的90%,排放的SO2占全国的98%。中国地级以上287座城市排放的CO2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2%。因此,中国城市发展与改善环境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如何避免高碳化发展模式的各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禀赋的制约

受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制约,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近20年来均徘徊在70%左右。燃用同等热值的化石燃料排放的CO2,煤炭要比石油高出25%以上,比天然气高出40%以上。由于资源禀赋所限,中国近期采用相对低碳或无碳的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大量替代煤炭的可能性有限,而且还面临着需要将固体煤炭转化为液态燃料以保障交通用油安全的压力。

2012年,中国进口石油2.71亿吨,占中国石油消费量的比重达到55.3%。中国一些地处老工业基地、重化工业占比较高、隶属资源型地区的城市将面临着向低碳转型的困难和挑战。例如邯郸、滁州、榆林、阿勒泰、海西州等城市的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0%左右。“十一五”以来,虽然这些城市的单位GDP能耗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但由于底子差、基数大,时有反弹。因此,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成为这些城市改善环境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主要障碍。

2.发展阶段的制约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别较大,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更大。因此,一些城市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将是发展经济。例如,在阿勒泰、滁州等一些欠发达城市,总体碳排放水平低于全国水平。滁州市人均能耗只有全国的44%,单位GDP能耗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8%。从数据上看,滁州好像已经是一个低碳城市。但是,当进一步分析滁州市碳排放水平低的原因时,发现这个城市的经济尚不发达,消耗能源少的农业占GDP的比重高达23.3%。因此,对类似滁州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城市,低碳转型面临所处发展阶段的制约。

3.节约能源和减排CO2的潜力大

当前,中国能源统计体系中没有针对城市能源消费量的专门统计,根据能源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并参考城市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估算,2010年,按照发电煤耗计算法核算的全国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城镇能耗总量约为27.6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85%。全国电力消耗总量为4.2万亿kWh,其中城市市辖区电力消耗总量为2.31万亿kWh,即仅占全国地域总面积13.3%的市辖区,消费了全社会电力的55%。可见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市辖区是能源消费密度集中的区域。

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对2005~2010年中国不同区域城市间的单位GDP能耗、人均能耗、单位GDP电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市辖区人均生活电耗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呈现“中间多、两端少”的特点。

以单位GDP能耗为例,2009年在有观测值的214个城市中,城市能耗强度平均值为1.43吨标准煤/万元,能耗强度最大的是石嘴山市的6.75吨标准煤/万元,是平均值的4.7倍;能耗强度最小的是汕尾市的0.528吨标准煤/万元,仅是平均值的36.9%。可见城市间的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目前,中国城市用于交通和建筑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很多,但城市生产端能耗后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和相应的人均CO2排放量却比发达国家的城市高出很多。目前,中国上海、天津、北京和香港等大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量均超过了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

另外,中国城市工业、交通和建筑的运行能耗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工业主要产品的平均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5%~20%,单位面积采暖能耗为同等气候条件下发达国家的2~3倍,中国乘用车平均燃油消耗量与欧洲和日本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到2020年中国城市通过应用各种节能减排技术可实现的CO2减排潜力约17亿吨,其中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分别占62%、24%和14%。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104-1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中小城市需要面对经济增长与低碳发展的选择困境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很多中小城市经常面临发展优先领域的选择困境,即使一些已经显示出强烈政治意愿希望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的中小城市也需要在长期的低碳发展目标和短期的GDP增长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中国幅员辽阔,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极大。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是广大中小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随着大城市房价高企、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日益严重,企业成本快速上升,迫使企业搬迁到中小城市,很多中小城市凭借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和优越的资源禀赋承接了大量从东部沿海转移的产业。但中小城市由于基础设施等各种条件相对落后,很难吸引到高科技无污染的产业。由于环境容量越来越小,节能减排的标准越来越高,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大部分属于能源、原材料初级加工业,其中有很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这些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中小城市必然为它们的低碳发展带来挑战。

绿皮书指出,中国城镇化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作为城镇化发展重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能否实现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大中型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低碳发展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小城市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模式。中小城市不具备大城市的政治优势和历史机遇,只有根据其自身特点、基本能力和资源禀赋才能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低碳发展道路。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127-1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中国绿色建筑发展突飞猛进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几年来,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数量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截至2013年上半年,全国共评出978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其中,设计标识项目919项,占总数的94%;运行标识59项,占总数的6%。其中居住建筑占55%,公共建筑占45%,获得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的建筑面积平均在10万平方米左右,项目规模较国外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大很多。三年来,每年产生的绿色建筑项目数量和建筑面积均超过了前几年同类数据的总和。

按照项目地区分布来看,除甘肃、青海、贵州及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获得该标识的绿色建筑,标识项目数量在30个以上的地区、数量在10~30个的地区以及数量不足10个的地区各占1/3,其中江苏、广东、上海等三个沿海地区的数量遥遥领先,2012年各地绿色建筑标识项目数量增速普遍加快,山东、河北、湖北、浙江、北京、福建等地绿色建筑数量增加明显。

在千军万马搞绿色建筑的发展浪潮中,房地产开发商成为绿色建筑发展的先锋。拥有绿色建筑标识最多的前几名申报单位分别是万达、万科、绿地等开发企业,仅这三家企业的绿色建筑数量就占了总数的1/4。其中住宅类绿色建筑万科、绿地、万达、朗诗等集团的申报项目最多,公建类绿色建筑万达、绿地、苏州建屋、招商等集团的申报项目最多。

在中国,工业生产能耗和建筑能耗是社会能源消耗最大的两个领域。建筑行业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24%,工业行业能耗则占64%。鉴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国民经济对工业企业的依赖仍然很大,工业建筑的能耗更应引起高度重视。2012年中国已经开始对绿色工业建筑进行评审,共有153万平方米工业建筑获得绿色工业建筑标识。由此,规模巨大的工业建筑也加入了绿色建筑的大军。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135-13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气候变化对中国主要城市群影响巨大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发言人布瑞吉特·利奥尼指出,气候变化和城市化是使得人类更容易遭受灾害影响的两大因素。气候变化使人类面临更多的灾害威胁,近十年来,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雹、洪水、干旱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严重性明显增加,对经济、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威胁日益加剧,已成为当前世界最突出的环境问题。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产业向城市集中,城市成为规模庞大的承灾体,更容易遭受灾害并造成重大损失。

绿皮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华东地区的城市化对观测气温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最为显著。华东地区城市化对于1981~2007年区域平均变暖幅度的总体贡献约为四分之一,其中特大城市站热岛效应对增暖的贡献超过44%。气候变暖对于华东地区长江三角洲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海岸带的影响及带来的风险

气候变化使得华东区域自北向南的沿海海平面变化情况的地域差异更加明显。1978~2007年,华东沿海各省市海平面升高幅度由高至低为:上海(115毫米)、浙江(98毫米)、山东(96毫米)、江苏(78毫米)和福建(47毫米)。近几十年来,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的相对海平面上升速度约为3.0毫米/年;江苏和长江口北沿海的上升速度为0.9毫米/年;长江三角洲沿海的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为4.7毫米/年;福建沿海则为1.9毫米/年,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海平面上升速度最为显著,远远高于华东其他沿海地区。

华东沿海地区大部分海岸段属于风暴潮易发地段,其中比较严重的岸段包括渤海湾到莱州湾沿岸、江苏小洋口到浙江台州温州地区、福建的沙堤至闽江口等沿海地带。2000年中国沿海曾发生严重风暴潮灾害,给华东沿海地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12亿元。

华东区域海岸侵蚀是中国海岸带侵蚀较严重的区域,占全国海岸侵蚀总长度的67%。长江三角洲海岸侵蚀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淤积航道、岸线后退、洼地淹没。

未来海平面上升将增大河口盐水入侵的距离。以长江口为例,在海平面上升为30厘米、50厘米和100厘米的条件下,盐水楔将分别向上游推进3.3公里、5.5公里和12公里。另外相对海平面上升,海堤原设计的高潮位出现频率将随之增加。如上海黄浦江防汛墙设计水位为1000年一遇,若海平面上升100厘米,则变为100年一遇。海平面上升20~50厘米,长江三角洲的海防堤标准就会由100年一遇降为50年一遇。大大加大了防汛墙遭受破坏的几率,且这种增加是非线性的。

2.气候变化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能源消费的影响及带来的风险

气温对华东区域能源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中的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温的能源消耗上。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区域快速城市化造成的热岛效应的双重影响下,华东区域近年来夏季持续高温天气频繁出现,用电量不断增长。据估计,在经济比较发达和夏季炎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空调负荷占夏季高峰电力负荷的1/3以上。对上海地区2003~2006年夏季逐日用电量和最高用电负荷资料与同期气象要素的相关分析表明,日用电量和日最高用电负荷与气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海地区日最高气温每增加1℃,最高负荷增加37.7万千瓦。此外,连续高温的热累积效应和高于28℃的过高的最低气温也都对用电负荷的增加产生明显的影响。未来,华东区域极端高温事件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可能增加,这将进一步加剧该区域的能源消耗。

3.气候变化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体健康的影响及带来的风险

(1)气候变化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及带来的风险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体健康最直接的影响是极端高温产生的热效应将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广泛。高温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增加,除直接造成人类死亡率增加外,还导致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发病率提高。华东区域是中国高温热浪发生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此外,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迅速,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加强,表现出城市中心比近郊区和远郊区具有更多的高温日数、更高的极端最高气温、更长的高温持续时间,再加上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区空气污染状况更为严重,进一步加剧了高温热浪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暴雨、洪水和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导致死亡率、伤残率、传染病发病率和心理异常的增加,并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有所增加,华东区域海岸线长、城市群人口高度集中,成为容易遭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侵袭并造成重大人员损失的高风险区。

(2)气候变化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体健康的间接影响及带来的潜在风险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间接影响源于气候变化对复杂生态系统的干扰,主要包括媒介疾病发生的强度和范围的变化,非媒介传染病、农业减产引起的营养不良和其他健康效应,海平面上升引起的各种健康问题等。

长江三角洲气候变化对健康的一个主要的间接影响是媒介疾病的传播。气温和降水的变化会影响媒介虫类的行为和地理分布,从而改变媒介疾病的发生率。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明显的一种媒介疾病是疟疾,疟疾只分布于冬季最低气温16℃以上的区域,除福建省外,其他地区常见疟疾的输入性病例。由于全球变暖使许多地方出现暖冬,因此疟疾可能向华东中北部地区传播。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人口流动性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登革热的发生率也显著增加,华东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南部已经成为中国登革热的高风险区之一。在未来气候变暖情景下,华东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血吸虫病分布范围的界限将北移,江苏和安徽境内北移尤其明显。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189-1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随着气候变暖的到来,四季起始日与季节长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近10年来,武汉市春季到来日期整体偏早,与多年平均相比,入春日期提前约12天左右,秋季结束日期略有偏早,春秋两季历时在110天,比多年平均缩短18天;而入夏日期提前24天,夏季显著延长,比多年平均延长33天,冬季显著缩短,比多年平均缩短15天,全年气候舒适季合计只有129天。夏季延长、冬季缩短是气候变暖的反应,表明将会消耗更多的降温能源;春秋季缩短,表明气候舒适日减少,低碳宜居社区的建设将面临更大的气候考验。

通过低碳宜居社区的气候舒适性评价,可以评价出社区气候舒适季(自然通风季)、供暖季、供冷季和除湿季,可以供社区每年制定集中供暖、供冷、除湿调度参考。例如,评价出的武汉朗诗绿色街区每年供暖季132天、供冷季72天、除湿季74天、自然通风季129天。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226-24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雾霾天气影响日趋严重,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增多的成因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人为影响因素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气候因素影响相结合的结果。雾霾天气会给气候、环境、健康、经济等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亟需引起各方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

历史数据表明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总体呈增加趋势,且持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从空间分布看,霾日数呈现东部增加西部减少趋势,例如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呈增加趋势,其中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增加最快,广东深圳和江苏南京平均每年增加4.1天和3.9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年雾霾日数为25~100天,局部地区超过100天;此外,大城市比小城镇的增加趋势更为明显,还呈现雾霾天气持续时间多、范围广、影响大、污染重等特点。

绿皮书指出,我国雾霾天气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化石能源消费增多造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这些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热电排放、工业尤其是重化工生产、汽车尾气、冬季供暖、居民生活(烹饪、热水),以及地面灰尘。此外,人类活动产生的光化学产物、局地烹饪、汽车尾气等造成的挥发性有机物转化为二次有机气溶胶,都将使雾霾情况频繁产生。以北京为例, PM2.5气体的产生大约有30~40%来自原始排放,20~30%来自大气中的光化学转化,30~40%来自区域输送。京津冀近周边的沙尘层引发污染,输送至本地,与本地的污染大陆性气溶胶混合,加重了污染。除了人为因素外,气候变化导致的气象条件也是造成雾霾天气增多的原因,具体包括静稳天气加上高湿、混合层薄、降水日数减少等。

    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变,空气质量的持续恶化,雾霾天气现象出现的频率不断提高,这种气候现象会给气候、环境、健康、经济等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加剧区域大气层加热效应、增加极端气候事件;引起城市大气酸雨、光化学烟雾现象,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阻碍空中、水面和陆面交通;提高死亡率、使慢性病加剧、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改变肺功能及结构、影响生殖能力、改变人体的免疫结构等。在这些负面影响的背后则隐藏着巨大的经济成本。

    从全球发展进程来看,一些地区和国家在一些历史发展阶段出现雾霾天气并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关注并积极采取行动对空气污染进行防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告总结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案例,包括英国伦敦、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地区、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介绍了这些城市和地区控制空气污染,减少雾霾天气的政策和措施及具体成效,以资借鉴。

    尽管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治理雾霾天气的成功经验,但是中国应对空气污染问题,更多的需要从本国的现实情况和条件出发,基于我国城市雾霾天气的具体成因作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安排。报告指出应对空气污染问题需要加强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区域协调、部门联动,长期重治、短期重防。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建立和加强多地区、多部门联合治理和控制大气污染机制,减少大气中有害凝结核的数量;完善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建立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预测预警系统;防治雾霾和空气污染要加强法治,但是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好经济手段;增强城市治污能力;协同控制空气污染物和温室其他气体排放,制定包括多种污染物减排的一揽子计划;逐步实现信息公开、形成全民参与的治理新局面。

    应该说,国家对于雾霾问题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绿皮书的写作过程中,相关部门连续出台了大量相关的措施和文件,包括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中央财政整合有关专项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公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些地方也针对自身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议案,如北京市通过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等。然而,治理空气污染,减少雾霾天气并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各界的长期持续关注和行动。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243-24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加强高温应急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高温热浪是一种较常见的气象灾害,会给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将越来越显著。长江流域、江南和华南地区是我国夏季高温热浪的重灾区,全国最热的十个省会城市有九个位于这一地区。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高温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强度增强,高温热浪灾害已成为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3年夏季,我国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7月至8月中旬尤为突出。2013年南方地区出现的极端高温热浪天气为1951年以来最强,表现出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突出等特点。高温日数多,持续时间长:江南、江淮、江汉及重庆(沪浙赣湘渝黔苏鄂)8省(市)平均高温日数达31.6天,较常年平均(15.1天)多出一倍以上,为1951年以来最多;高温影响范围广:高温天气覆盖了江南、江淮、江汉、黄淮及西南东部的19个省(区、市),高温影响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天数在25天以上,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在12天以上,8月6日高温影响面积达197万平方公里;高温强度大,极端性突出。我国中东部地区有337县的最高气温超过40℃,如浙江新昌极端最高气温达44.1℃、奉化43.5℃,湖南慈利43.2℃;浙江北部地区连续8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全国有206县共372次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为历史之最。持续高温对人体健康、农业生产、生态环境、水资源和能源消耗等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年来我国频发大范围高温热浪事件,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和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防御和减轻日趋严重的高温热浪灾害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应予以高度重视。完善高温预警机制,加强高温应急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第一,注重综合减灾,完善高温预警机制和灾害应急体系。加强极端高温的监测、预测、评估、风险管理及相关研究,建立健全高温预警机制。及时发布高温预警信息,普及相关防御知识,做好应对预案,完善应急机制,加强综合减灾能力建设。

第二,加强对城市弱势群体应对高温的社会救助,保证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极端高温灾害脆弱区,建立健全医疗救助体系,利用体育馆、人防工程等建立一定规模和数量的避暑中心。强制实施户外作业人员特殊劳动保障制度,保护劳动者权益。

第三,加强科学调度,保障能源和水资源安全。在极端高温热浪灾害脆弱区,要建立健全能源和水资源的应急储备。当极端高温天气发生时,政府应启动极端高温热浪袭击的应急预案,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企业开工生产,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用水。

第四,注重科学规划建设,改善城市气候。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城市规划建设要加强气候可行性论证,确保城市建设发展与城市小气候系统相适应,加强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河湖水系和湿地的保护,提高城市绿化率,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同时增强“城市绿洲”冷岛效应,减缓城市热岛效应。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256-26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北京7.21特大暴雨凸显城市气候脆弱性及适应性对策缺失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最近几年,城市不断出现暴雨事件,如2012年北京721暴雨、2013年上海、浙江杭州和余姚等城市暴雨,暴雨强度和降水量或是60年一遇,或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罕见的暴雨。甚至不是很强的暴雨也能导致城区被水淹、交通堵塞、基础设施损毁、甚或人员伤亡事件,暴雨损失不断增加。城市暴雨成灾的现象在我国城市中已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暴雨成灾与暴雨突然而至、强度大、范围广有关,但这些极端气候事件几乎不能人为控制和消除。因此,要减少城市暴雨成灾,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反思发展与灾害的关系,通过调整人类自身的行为来减少灾害损失、适应气候变化。

以北京721暴雨为例深入思考城市暴雨脆弱性的社会经济原因,例如城市过快的发展导致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土地不合理利用现象增加,导致:①城市河道和低洼地被侵占和填埋,城市高楼、道路、桥梁建设增多,路面硬化增加,城市水塘、河湖、绿地不断减少,自然生态对洪水的调蓄能力不断下降。②城市在低洼地区建设的项目增多,公路桥、立交桥、过街地下通道、地铁口等地势偏低点增多,气候脆弱地点增加。③城市道路面积增加使得地表汇流量增加,但是,城市排水能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或缺失,如气候风险评估缺位、联动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不足、灾害基本法不健全等。

减少气候变化风险,提高气候适应性是系统性工程,需要综合考虑生态性、技术性、工程性、制度性等方面的适应性措施,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加强气候防护工程和技术的应用,加强气候灾害法制等制度建设,以及要充分利用气候资源来缓解城市发展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约束。自然以一种极端灾害事件的方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促使社会共同思考城市发展应如何尊重自然规律,如何减少灾害促进可持续发展,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270-27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

土地利用变化对低碳城市建设有一定的影响

2013年11月4日,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2013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发布会在中国气象局气象科技大楼一层多功能厅召开。本年度绿皮书的主题是“聚焦低碳城镇化”,是我国在城乡一体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在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绿皮书指出,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碳排放是仅次于化石燃料燃烧的人类碳源,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快规模大,由此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效应将是影响我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因素。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市为典型案例,其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极其显著,近30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特征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90年代以前,深圳市土地利用类型以农业用地为主,此后由于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的兴起,非农业用地特别是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和比重不断增加,到2010年深圳市城镇建设用地比例已占市域面积的46.7%,已呈现出新兴快速城市化的城镇景观。近30年来,深圳市城市化过程造成的区域有机碳储量变化规律为:1979 -1989年,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区域碳储量的少量增加,而1990~2010年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生态系统碳储量逐年递减,共减少了377.87×104 Mg C,年均碳排放量达17.18×104 Mg C。深圳市城市化过程总体上为一个碳排放的过程。

深圳城市建设用地碳排放效应显著,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增大,碳排放量也在持续增大,从1979年的7.73×103 Mg C,增长到2010年的4099.93×103 Mg C,增长了530倍,年均碳排放量为127.88×103 Mg C。与同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相比,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所占比例的趋势是先逐渐增大,然后又逐渐减小,从1979年的11.30%,增加到1995年的18.63%,然后又逐渐减少到2010年的8.18%。深圳市存在人均土地利用CKC和人均能源消费CKC。在不考虑国家对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的情况下,根据抛物线的性质和拐点理论,当人均真实GDP分别为59604.89元和28708.60元时,人均能源消费碳排放和人均土地利用碳排放分别达到最大值,而后不断减少。按照十二五规划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7%计算,人均能源消费量与人均碳排放量达到拐点的时间分别为17.7年和6.9年,而后人均能源消费碳排放和人均土地利用碳排放下降。深圳市应结合自身土地利用特点,从土地利用优化、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和低碳经济等方面探索低碳土地利用的模式和对策,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p277-28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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