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报记者孙楠 刘淑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预算草案提出消减美国环境保护署（EPA）31%的预算，消减20%的工作岗位。为避免“不恰当地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由EPA执行的《清洁电力计划》、国际气候变化项目及气候变化研究与合作项目等将不再获得资金支持。他甚至削减了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和国际计划预算。美国国务院面临近29%的经费削减，包括从气候变化和对外援助的核心项目上削减100亿美元。

　　这位美国总统的“黑天鹅”举动掀起轩然大波，他无疑给全球气候治理，尤其是《巴黎协定》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

　　不过，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前主任、第九届扎耶德未来能源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李俊峰看来，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在可控范畴，这只“黑天鹅”不足以改变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暖的局面。

　　《巴黎协定》生效，如同《联合国宪章》规范了国际政治秩序、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了国际经济秩序一样，它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全球环境秩序。

　　退出《巴黎协定》并没有那么容易。根据退出机制，在2016年11月4日生效后的4年退出才会生效。这意味着，美国最早退出巴黎协定是2020年11月5号。而2020年是美国下一个总统选举年，11月3日将是美国选出下一届总统的时间。

　　最大问题是法律约束力。在长达20多年的谈判进程中，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之后就一直比较消极。国际社会为拉美国“上船”，对美国做了很多的迁就和让步，导致美国总统的承诺成为一纸空文。这次美国政府在巴黎大会之前做出的所有承诺，都会因为总统预算必须由国会审批，成为泡影。这些为美国政府不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埋下伏笔。

　　当然，问题也不是都是消极面。美国是一个多元决策体系，政府积极了，企业和老百姓就消极一些，政府消极了，企业和社会就会更积极一些。就目前特朗普的举措看，他颁布了以化石为清洁能源的计划，废除奥巴马清洁电力计划。“但是否能够真正做下去，还要拭目以待。”李俊峰认为，主要原因是，绿色增长已经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推手。美国是引领世界绿色发展的主要国家，它的资金、技术大部分都投向这一领域。

　　“在绿色发展方面，美国、欧盟、日本是引领未来的，并且国际社会绿色发展的大部分机制、思想和技术都来自美国。”李俊峰说，如果完全重走化石能源之路，对美国是不利的。他举例，美国光伏发电量只占美国总发电量的3%，但光伏产业的就业劳动力相当于煤炭、石油业劳动力之合。这也是为何特朗普新的能源计划里没有否认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他恢复煤炭生产的计划也还是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企业力量已经开始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步伐。“《巴黎协定》不仅基于科学家判断和政治家决策，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家行动。”李俊峰说，上世纪90年代，没有企业关心气候变化谈判，环境治理技术一筹莫展。如今，从技术上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可能，很多企业家在《巴黎协定》签署前，就开始和政治家们“叫板”，打出“不管你们干不干，我们干”的旗号。如此一来，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行动。

　　如果仔细观察，几个月来，特朗普已不再说气候变化是场骗局了。1月24日，他曾召集美国20名著名企业家，讨论全球政治经济技术发展的相关问题，并且形成每月24日开会的惯例。企业家们可不会给不靠谱的总统出不靠谱的主意，应该相信特朗普总统也会慢慢的靠谱起来。

　　因此，李俊峰认为，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上，可能会逐渐转变。他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国际社会还希望美国做领袖，由大国引领和推动国际气候治理。”

　　尽管现在各国有种声音，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议中国扮演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对此，李俊峰说，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独自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实力，中国自身还有很多更紧迫的问题需要做，比如雾霾等很多环境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中国塑造议题和设定议程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环境和气候谈判的关键时刻能对主要问题和难点的解决发挥作用，自身低碳发展和循环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并逐步对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身份转变。但是中国更是需要和美国、欧盟以及基础四国一起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至于中国何时可以成为全球第一领导者，李俊峰将时间表定为三十几年以后的某个时间段，至少是在在2050年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后，再来谈中国能否成为领袖这一问题。

　　“黑天鹅”虽然基本不能颠覆全球气候治理局面，但若想推动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并在这一领域引领发展，还需要多做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总统的工作，说服他和中国、欧盟等一起，领导全球进入气候治理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