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2时，气球载着无线电探空仪准时从中国科学院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缓缓升空。与此同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地气相互作用及其气候效应立体综合加强观测试验选定的其他7个站点，也纷纷传来探空气球顺利升空的消息。

　　此刻，第二次青藏科考地气相互作用与气候变化团队(以下简称科考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马耀明研究员正紧盯着显示器，直到看到实时探测数据稳定回传，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一周前，科考团队成员分别在兰州、敦煌、拉萨、尼泊尔加德满都等地集结，分赴选定的8个站点，开展地气相互作用及其气候效应立体综合加强观测试验。

　　这已经是今年该项试验的第三个阶段，为的是与今年5月开展的季风前期立体综合加强观测试验和7月开展的季风中期试验进行补充和对比，从而定量认识青藏高原水汽和热量传输的变化规律，研究青藏高原水热变化及其对周边天气气候的影响，揭开“亚洲水塔”形成的机理和变化趋势。

　　其实，早在2017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刚刚启动时，马耀明等人便基于此前多次考察研究，以及西风和季风的影响区域锁定了敦煌、平凉、沱沱河、阿里、那曲、珠峰、藏东南、加德满都8个站点。这些站点不仅下垫面涵盖戈壁、沙漠、高寒草甸、荒漠砾石、林间草地、高原城市等，而且还处在青藏高原西风和季风的断面上。提起这些站点的建设历程和各自的特点，他如数家珍。

　　今年是马耀明从事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第30个年头。30年来，他主导和参与过的大小科研项目不计其数。爬雪山、走戈壁、纵横青藏线，在狼的嚎叫声中小心翼翼地施放探空气球，在高寒、高海拔的无人区架设观测仪器开展大气科学试验，在珠峰腹地——海拔近7000米的山腰上坚守多日，只为给测绘部门重测珠峰高度提供第一手气象观测数据，连续的高原反应让他吃不下饭、头疼欲裂、无法入睡，只能喝酥油茶充饥、喝少量的酒助眠……在这样艰苦、严苛的环境中，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越发坚韧、乐观。面对不断逼近的沙尘暴，他和师弟藏好观测仪器后拔腿就跑，然后在跑赢沙尘暴后放声大笑；睡梦中一阵大风袭来吹飞了帐篷，一睁眼满天繁星，他恍惚了好一阵儿才反应过来帐篷没了，那就躺在睡袋里数星星；强烈的日照会灼伤皮肤，那就连续一个多月不洗脸，试验结束回到拉萨，洗完脸后比在北京时都白……

　　这些对马耀明来说都不算苦，真正让他觉得苦的，是早期青藏科考研究工作的举步维艰和难以为继。

　　1996年，我国对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的综合观测研究才刚刚起步，缺人、缺资金、缺仪器成了当时高原科研工作者面前的“拦路虎”。

　　马耀明和师弟胡泽勇为了让当时日本牵头的GAME/Tibet项目涉及的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仪器顺利进入我国，可没少费心。“当时，中科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和冰川冻土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并不多，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日本争取到近两千万元的仪器，但当时全所的科研经费加起来都不够这些仪器入关要缴纳的税金。”马耀明说。

　　为了不让这个项目“流产”，他和师弟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的地下室，吃了一个月的盐水面条，跑到各个相关部门询问注意事项，填报申请表，办理批件……就为了让这些仪器能免税进入青藏高原。

　　拿到海关总署签发的免税文件那天晚上，马耀明破天荒地和胡泽勇去了中科院招待所附近的小饭馆，花光了两人10余天的出差伙食补贴，点了4个菜，喝了12瓶啤酒，喝完抱头痛哭，却又满心欢喜。

　　如果说马耀明等人是20世纪末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的实践者和21世纪初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过程试验研究的引路人，那么如今的“70后”“80后”和“90后”已然成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绝对主力。

　　出生于1975年的马伟强身高一米八六，是这次试验珠峰站的负责人，也是中科院珠穆朗玛大气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的站长。这个身高在平原地区可能没什么，可在高原却成了“拖累”。大家在低压缺氧的高原会尽量减少运动，可他还要在20米高的大气边界层塔上爬上爬下。他的微信头像很长时间没有变过——蔚蓝色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连绵的雪山与深蓝色的纳木错湖相接，视野正中是一座高耸的大气边界层塔。“这是我架起来的，就在纳木错的湖心岛上。”这个西北汉子憨厚地笑笑。

　　这次试验，他们在珠峰站遇到了突发状况：一个探空气球在升至7000米后突然丢失信号，数据回传也随之终止。全体科考队员多方排查才确定是数据接收机出了问题。这可坏了！如果无法获取7000米以上的观测数据，那就无法获取完整的珠峰站大气垂直廓线信息。必须换接收机！马伟强迅速联系其他站点借用仪器。直到20000米以上的探空数据稳定出现在显示器上，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去年刚回国的王宾宾专注研究湖气相互作用。蓝天、白云、雪山、波光粼粼的湖面，在这工作怎么瞧都是一份“美差”。然而，正如无限风光在险峰，美丽的背后，危险系数也在成倍增加——

　　今年5月试验第一阶段工作开始的时候，王宾宾与其他两位队员如期开船前往拉昂错湖心岛架设观测仪器。在野外观测过程中，冷却泵坏了，发动机运转十分钟左右就会过热熄火。但当天天气状况良好，且耽误架设任务会影响数据采集。因此，三人商量后，仍旧间断性启动发动机开向湖心岛。经过数小时的工作，自动气象站架起来了，准备返程的他们却傻眼了，此时的湖面早已不复平静，风席卷着浪拍击着他们的小船。

　　走不了了！被困湖心岛的他们缩在一起熬了一夜，好在5月夜间气温还没到零摄氏度以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天一早，趁着风浪停歇，三人赶紧开着那艘小破船返回，停停走走，终于顺利上岸。

　　出生于1996年的姚楠是这次科考团队中年纪最小的，她刚完成为期一年的集中学习。提起上高原进行野外科考，她已不陌生。但说起她第一次上高原的曲折，却是一段让她终身难忘的经历。

　　2017年7月，结束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三课程的姚楠没有回家，而是从南京搭乘列车，一路经西安、西宁等地换乘不同列车，历经3天两夜辗转抵达拉萨，参加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举办的夏令营。由于车票紧张，她没有买到卧铺，只得一路坐硬座。从青海到拉萨的那一段路，她实在坚持不住，趁着列车停车间隙，去垃圾堆捡回了一个大纸箱，铺在列车洗手台的过道上倒头就睡。

　　如此波折的一段旅程，也许换作其他人，在结束夏令营后便会打消来青藏高原研究所攻读硕士的想法。但她没有，这一段旅程对她来说是锤炼，更是一种成长。

　　今年读研二的樊奕茜是这次科考团队藏东南站的唯一一个南方人，一路下来的面食让她格外渴望能吃上一顿米饭。这是她第二次上高原，她用她那独有的软糯口音为记者介绍她的各种高原“神器”——两个暖水袋、一个便携式泡脚桶。

　　今年7月，樊奕茜第一次上高原就直接从拉萨到了珠峰站，在珠峰站上经历了感冒、发烧、咳嗽、呕吐。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在高原上照顾好自己就是减轻队友负担。由于科考团队人数较少，这仅有的几个人要分两批完成一天四次的综合加强观测试验，每个人身上都担着沉甸甸的责任。就这样，她坚持了五天，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