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把近年来国际气候政治的激烈博弈推向了新的高潮。尽管从科学的角度看，作为全球最复杂的环境问题，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其后果的认识还很不够，应对气候变化在科学上还具有不确定性。但在国际政治领域，气候变化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可以预料的是，全球气候政治的激烈博弈不会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束而停止，而是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作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被探讨、谈判乃至争执。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还远未完成，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甚至承受了发达国家为转移焦点而转嫁的不应有的国际压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进一步完善并广泛传播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从理论上说服别人，进而在道义上赢得支持。
笔者认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和众说纷纭的话语权争夺面前，我国不能停留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术防卫层面，而是必须从理论和道义上夺取战略制高点，在国际气候政治领域重申符合人类道义的政治伦理和哲学基础，厘清责任和事实，从而形成具有强大的、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必需的发展空间，并在可持续发展中塑造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
当前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森林植被被破坏等原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了自然的吸纳能力，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导致气温升高，进而引发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水资源失衡、生态系统严重损害等一系列影响人类生活的环境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人类保持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化石燃料使用量很小，人类与自然环境形成大体平衡的能量和物质循环，对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影响很小。而工业革命在赋予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巨大能量的同时，也使人类活动真正具有了影响全球环境的能力。200多年来，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工业化过程中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在仅仅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情况下，已经使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面临耗竭压力，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而气候变化问题的出现，更凸显了全球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表明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全球另外80%的人口也按照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那么不仅地球资源难以支撑，人类也将面临由此引发的巨大环境灾难。
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很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著名的增长极限论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了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根本上说，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面临两大难题。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外部不经济的问题。从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利润为主导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企业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正常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必须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并通过广告等手段，不断反复轰炸、激发、制造人们的消费欲望，鼓励人们尽可能多地购买和消费。正如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是无限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的这种竞争机制保证了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高效性，但由于它没有考虑到全球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每个企业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目标，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既不利于当代人的发展，实际上也损害了后代人的发展权益，因而在宏观层面是浪费的、低效的、不完善的。人类如何在保持微观资源配置高效的同时，建立宏观整体高效运行的经济体系，现在还没有现成的答案。目前能够采取的对策是在体系内，通过政府干预和调控，把资源环境要素内部化，使其反映到企业生产成本中，从而提高资源环境的使用效率。但这不能改变现代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购买力、而不是人的真实需求进行生产的属性，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像温室气体排放，短期对本国无害，长期影响在全球范围，在国际碳排放制度建立之前，难以真正实现各国的有效减排。
其次，全球公共利益与各主权国家间利益的博弈难题。全球气候系统是一个整体，和土壤、河流甚至城市环境污染不同，气候变化和其带来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全球性。尽管目前各国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使温室气体的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越来越稀缺，长期无限制排放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由于环境容量的产权无主性特征，导致各国在没有外界压力时对其视而不见乃至过度使用，特别是碳减排涉及各国的具体利益，发达国家担心减排会加大经济发展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历史课题，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以实现低碳发展。因此，正如此次哥本哈根大会表明的那样，碳排放配额如何分配，减排成本如何分担，成为各国博弈的关键问题。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在强势的发达国家逃避历史责任、甚至想放弃巴厘路线图双轨制谈判方案的情况下，达成一个公平合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即使各方就碳排放配额达成一致，当减排目标与国家利益存在重大矛盾时，其约束力也相当有限。因此，如何通过谈判形成一个多方利益均衡而有效的减排机制，成为考验人类智慧和耐心的难题。
国际气候政治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伦理基础之上
气候变化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碳排放空间，说到底是未来的发展空间，中国遇到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全球排放空间有限的前提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据理力争，充分申明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保证国际气候政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伦理基础之上。
从当前的国际舆论看，许多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有意无意地将中美相提并论，强调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美国也为转移目标，借口中国排放总量全球第二，而把自己的减排方案和所谓中国的减排透明度问题挂钩。这种转移视线，转嫁压力的做法实际上居心叵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单单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不够的，必须从现代国际政治最基本的伦理基础出发，条分缕析，明辨是非，才能争取到更广泛的舆论支持。为此，笔者认为应坚持以下三点基本立场。
首先，应坚决反对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碳排放排名。目前，包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的气候评估报告在内，许多官方研究都以国家、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为基数，进行全球碳排放分析。这在客观上突出和强化了中国在全球排放中的地位。实际上，以国家为单位计算碳排放总量完全没有道理、也没有意义。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而人口第三大国美国才3亿人，大部分国家只有几千万、几百万人。如果说排放权也是人权，排放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排放总量要达到美国的至少4倍才算公平！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也不允许的，但也充分说明排放总量排名不说明任何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有极强的特殊性，要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在国际谈判中拿中国的排放总量做文章。我国应尽可能呼吁，在联合国和国际机构的相关报告中，应淡化各国排放总量的概念，强化人均排放的概念，对发达国家可以按其排放总量计算减排幅度，对发展中国家则应突出减缓人均排放增速。国内新闻宣传也应注意淡化中国全球排放大国的提法，突出强调我国的人口比整个欧洲加整个北美洲人口总和还多1亿人，尽量降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注和期望。
其次，应明确提出按消费端计算人均排放量。既然全球排放空间是有限的，那么从公平角度讲，人人应当获得平等的排放空间和发展机会。发展应该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标，承认、保护和支持基本需要的满足，限制过度消费和奢侈浪费性消费。目前，从人均排放看，全球排放空间主要被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占据，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因此，不能仅从生产端看待碳排放问题，因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最终被人消费，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如果仅从生产端限制碳排放，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相关产业会从受限制国家转移到不受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单个国家虽然实现了减排，但对全球来说，并没有实现减排的目的。近年来，发达国家为了减轻国内的资源环境压力，把很多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但产品的消费并没有减少，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的减排效果不明显。我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基地，为全世界生产了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这些产品相当大部分被国外消费，将生产这些产品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都算在中国头上，显然不够公平。我们应对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今后评估报告应从生产和消费两端分别计算各国人均碳排放量，以便更全面地反映各国的排放水平。
第三，应继续坚持重申历史责任原则。历史责任原则虽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已经明确的原则，是目前全球气候谈判的重要基础，也是发达国家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当前发达国家在谈判中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就是试图淡化历史责任，进而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所以未能达成各方期待的协议，主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试图改变已有的谈判基础，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起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因此，坚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各个场合重申这一原则，对于争取舆论、防止被发达国家“绑架”,是很必要的。当然，强调这一原则，并不表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未来减排的责任，而是为了促使发达国家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方面提供更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气候方略
在中央的领导下，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较为全面系统的国家战略和谈判方案，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更好地应对未来国际气候政治的激烈博弈，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以下四方面工作：
――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全方位科学研究的支持。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当前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科学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前不久曝光的“气候邮件门”事件提示我们，在西方气候变化学术界已形成了一个拥有很大学术话语权的既得利益团体，根据黑客窃取的英国气候学家相互交流的上千封电子邮件内容显示，过去十几年这些气候学家的研究并不十分严肃，甚至篡改对自己不利的数据，来证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巨大作用，并排斥异己、打击学术争论。这虽然不能否定气候变化的事实和相关研究的科学性，但也提醒我们，要加强对这一关系人类前途命运问题的科学研究，避免把我们的决策完全建立在别人研究成果和数据的基础上。特别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不同观点的顶尖气候科学家的研究，以及时、全面获取气候变化领域最新、最权威的科学研究成果，更全面地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现状和未来。
――抓紧开展我们自己认同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未来国际气候政治的博弈，还会主要集中在全球气候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所谓气候制度设计，就是要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设计一套方案，各国以何种方式、何时、何地、承担何种义务，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最终还是会落实到这个东西上。现在按照《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规定，发达国家主要靠自己设定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实施自主减排政策，各国排放和减排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结果往往造成争吵不休、互相指责。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提出我们自己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方案，维护我国的发展权益。关于国际气候制度安排和设计，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有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提出的“紧缩趋同”方案，巴西提出的历史责任方案，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提出的基于发展权的温室气体排放方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提出的碳预算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国家排放账户方案等。当前，我们要在加强从人文发展、人均消费等角度对碳排放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前述国际政治伦理准则，比较、吸收、借鉴各种方案的优劣，抓紧研究提出能够代表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案，并加大宣传力度，力争在国际谈判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加快调整外向型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但目前已到了需要加以调整、以实现内外更加均衡发展的阶段。由于外贸依存度偏高，我国名义上消耗了世界上很大比重的能源原材料资源，但实际上很多产品又出口到了国外，并没有用来提升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且把污染等代价留在了国内，按现在的计算方法，相应的碳排放也算到了我们头上。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需要改变一些地方和企业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盲目引进外资、扩大出口的做法，在坚持“以我为主、对我有利”前提下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扩大内需、提高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来促进发展，把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空间用来主要满足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
――积极探索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投资规模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据国际能源机构估算，从2001~2030年，仅我国能源部门就需要投资2.3万亿美元，其中80%要用于电力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大影响。我国如此大规模的能源投资，如果只是传统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们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在国际气候政治博弈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