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立法模式是决定气候变化立法成败的关键因素。在较为紧迫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以专门性立法模式尽快实现立法，推进国内气候治理政策措施法制化，保证我国在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主动，提升在谈判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如果说2011年底的“数据之争”让PM2.5这一概念初次进入我国公众的视野，那么近期霾再袭东北三省并扩展至华北、黄淮、江淮广大地区则引发了人们对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全面关注。

　　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民众、社会以至国家该如何行动？在国际化的气候合作与博弈中，中国应采取何种策略？10月26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上，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学者。

　　完善气象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

　　有学者表示，我国现行的气象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该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求。频发的霾天气等气象灾害暴露出我国气象法律体系的缺陷。

　　着眼于当下形势，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完善成为当务之急。“当前，国内立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浙江农林大学环境法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陈海嵩表示，各国的气候变化立法主要有四种模式：综合性立法、专门性立法、政策性立法和分散性立法。立法模式是决定气候变化立法成败的关键因素。在较为紧迫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以专门性立法模式尽快实现立法，推进国内气候治理政策措施法制化，保证我国在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主动，提升在谈判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合理的立法与决策必须要有科学的依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与政策制定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挥着重要作用。IPCC已经完成的四次评估报告对促进国际性气候协议的签署、生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五次报告将于2014年10月前发布。她强调，中国科学家参与IPCC评估工作的人数和影响力呈逐渐增长趋势，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事务、制定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时需充分考虑IPCC报告的影响力。

　　制定清醒战略应对国际气候合作博弈

　　“当前的国际气候治理是一场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在西方占据绝对话语权的情形下，我国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气候伦理研究时，必须对自身位置保持警醒，避免陷入西方话语"陷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史军说，一些人谈及气候治理主张着眼于未来，这貌似不错；如果发展中国家也人云亦云，那就在无形之中帮助发达国家摆脱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将其以往为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的碳排放一笔勾销。

　　史军表示，另外一个可能“陷阱”是主张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谋求碳排放量的降低。目前，在行业技术革新与更替上，发达国家同样占据领先地位并主导发展方向，如果中国自身不能形成突破性的技术革新并取得主导地位，在设置碳排放行业配额时将同样没有话语权。“绕开这一陷阱的方法有二，一是谋求自主技术创新，争取话语权；二是倡导以思想和社会变革而非技术变革主导碳排放的减少。事实上，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缺乏技术，而在于人的欲求总是无限的。”史军说。

　　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陈俊认为，目前流行的碳排放国际限额与交易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性，以现有碳排放和能源消费量为依据并不可取，更公平的方案是将排放权参照人口数量平均分配。

　　不少学者表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应坚持的，因为对于气候问题而言，历史的累积排放量、人口数量等众多因素都应当成为分配气候资源时要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