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何建坤 

　　为实现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的目标，不同国家责任与义务的分摊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矛盾与焦点。中美双方在去年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各自提出了2020年后碳减排目标，并重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根据各国不同国情采取不同措施。中国确立的2020年后减排目标是统筹国内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

　　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决策体现出对地球生态和人类未来的担当，但也是对气候变化风险和应对措施代价的权衡选择，是对各国不同利益诉求和优先选项的折中和妥协。要实现全球控制温度升高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的目标，世界各国都必须加大减排力度，并将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中国将面临空前减排压力。

　　作为经济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拓展全球视野和统筹战略，既要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又要顺应世界潮流，提升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要从过去国际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增强话语权、提高影响力，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现实能力和未来可持续发展三个要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排，给予发展中国家相应的资金，提供进行减排的技术作为补偿。

　　面对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沿袭高碳发展的路径，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已显得十分紧迫。减少煤炭与石油的生产与消费能够实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改善国内资源环境制约的双重效益，具有协同效应。所以，建构高效、安全、清洁、低碳的能源供给体系和消费体系成为中国绿色转型的重中之重。

　　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提高能源效率，转变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既是国内突破资源环境制约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策，也是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体现了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重点在于促进产业转型。在现有情境下，最关键的任务在于顺应大趋势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转型，以气候变化为契机，转变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过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共同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在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下的合作，共同为彼此创造更大的利益和发展空间，追求合作与共赢。